南唐画家顾闳中作为皇帝李煜的「眼线」，去往大臣韩熙载家中，将自己观察到的觥筹交错画成了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一千多年后，艺术家王庆松请来栗宪庭扮演当代「韩熙载」，召集了一众打扮艳俗的女子。他自己也躲在每个画面的角落里，模仿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拍摄了《老栗夜宴图》。

将场景放大至一个时代，王庆松同样扮演着顾闳中那样的观察者和记录者，他像作品中一样无处不在，却又好像始终游离在画面之外。

初见王庆松时，我们边吃饭边闲聊，有人问了句：“老师最近在关注什么作品？”答：“「三十而已」。”他当时穿着最普通的宽松 T 恤和休闲裤，带了好几包烟，大多是贵不过 20 块的金桥，云烟，黄鹤楼；点菜时，只要求一道土豆丝。

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独特的发型，即使看过王庆松作品的人，大概也很难在人群中认出他来。更不会把媒体笔下那些「中国最贵摄影师」「观念摄影领头人」的标签跟这个中年男人联系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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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乡愁」就是，想起那个地方会去看看吧

2015 年，在纽约生活的第三个月，王庆松感觉自己无法忍受下去了。他也试图学习过几次英语，都没什么成效，这次决定彻底放弃。如果再来美国，就还是让妻子代为翻译。不过在这个环境继续生活下去，恐怕妻子会太辛苦。

在 2003 年拍摄《跟我学》时，他大概也没想到那满黑板的英语单词，会让十几年后的自己发愁。

语言，生活习惯，节奏，当然都是问题。他之前约一位美国朋友吃饭，对方不接电话，转去了语音信箱。这一点也令他烦躁，为什么美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好好接电话呢？为什么吃顿饭要提前一周约定呢？

他曾在英国遇到一个从小被领养的华裔，祖籍应该是四川，但从没在中国生活过。那个人告诉王庆松自己爱吃辣，喜欢太极。这让王庆松更确信，有些东西就是在骨子里，改变不了。比如作品，“怎么可能脱离中国这个环境呢，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，这就是我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一切都是「拿来」和「送往」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但更小范围内关于「乡愁」的东西，他不太确定。1969 年，刚刚 3 岁的王庆松就和在油田工作的父母从大庆搬去湖北，到了江汉油田所在的潜江。在那之前，一家人因为父亲转业，才刚刚从祖籍地江苏迁到大庆没两年。

身边都是和他一样的外来孩子，他从来没学会过那里的方言。“没有理由学啊，那边没有亲戚，只有父母。”他说。语言习惯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不便，只是好像，会让他无法与那片土地产生更紧密的联系。

来到北京二十多年，他一开始连水都喝不惯，现在讲话仍能听出些南方口音。可回想起湖北、潜江、沙市，除了一些食物偶尔带来的熟悉味道，23 年的经历好像也不能在王庆松心里拼凑出一个「故乡」的样子。

江苏和大庆就更不用提，那时他甚至还没生出成熟的记忆。“我的「乡愁」可能就是，想到一个地方，会想回去看看吧。”他说。

不惹事，也不怕事

作品中只要出现了王庆松的面孔，除了一头似有似无的乱发会给人留下印象，人们对他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就是「黝黑」「黑得发亮」。
那种肤色与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户外工作者有点区别，又不像刻意美黑的人看上去健康。他的身材体态也不如多数同龄男性那样明显发福。二者结合，会让人觉得他「精神不错」，「年轻时可能吃过苦」，但也「不太好惹」。

王庆松在江汉油田当过七年油田工人。1983 年高中毕业，他作为第一批进入钻井队工作的「油田子弟」，和被他称为「地方老百姓」的当地老乡分在一起。“那时候哪里有油，队伍就搬去哪里，”他说，“拉着铁皮房，像游牧民族一样，永远没有固定的居所。”

那段日子的回忆大概也像他的作品一样，被褪去了些饱和度。工作的辛苦暂且不提，「地方老百姓」第一次碰上子弟，总是觉得王庆松好欺负，三番两次挑衅。

钻井队的活有时候没日没夜，大家累了躺地上就睡。一天早上，王庆松接到提醒他上岗的电话，起来准备去工作，发现很多人都看着他笑。他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手上都是黑黑的铅油。

“谁弄的？”他问大家。得到答案后，他抄起管钳冲向那人，想也没想就挥了下去。「扑通」一声，那人倒在地上好久才爬起来。

“怎么弄都有个底线吧，你不要给我搞一些很过分的事，总要嘲笑我，这时间一长就是忍受不了的。”王庆松如今回忆起来，觉得那群人是没事找事，自己属于沉默后的爆发，想想还是很解气。

还有一次，他和朋友吃过早餐，有人拎着刚出锅的油条贴着他身后经过。隔着白背心，王庆松被烫得够呛，他当时只说了句：“你注意点啊。”那人没吭声，坐到一边去了。

但朋友却一直咋呼“你这白背心废了！全是油！”说得多了，王庆松心烦意乱，火一下子窜上来。

“谁弄的？”还是那句话。隔壁桌一个人站了起来。王庆松上去先是给那人嘴上一拳，又穿着油田劳保鞋一脚踹在了他肚子上。周围的人都蒙了，没一个人敢动，就那样目送王庆松离开。

肋骨被踹断了三根，当天还是大伙儿为他出狱接风的日子。被打的哥们儿记恨王庆松，拉上几个人说要砍他。

“可我从那经过了啊，他根本不敢砍。”王庆松说。

大概是「光脚不怕穿鞋的」，十年之后，那人成了当地一霸，还在打听当年打他的人是谁。不为别的，就是单纯觉得是个牛人，想认识一下。

“不惹事，不怕事吧。”王庆松说。打架这件事已经离他太遥远了，但这句话仍是真理。

我就是想看一眼

离开油田前，王庆松一个月能拿到 400 多块的工资，而普通人就几十块。那些钱也足够支持他过些不一样的生活：“八十年代的彩色电视机，3000 多块，市里只有三台，这种东西，你必须得要吧？限量的进口裤子，用的料子好，一百多块，绝对要搞一条。”

「必须」「绝对」，听起来都有些暴发户的口气。但不管他有没有钱，都爱图点新鲜玩意。

1991 年去读四川美院时已经没有工资可领，王庆松平时的娱乐活动是去跳「砂舞」。

“学校附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老礼堂，或者电影院，交一块钱进场，可以在里面一直跳。”「砂舞」几乎是那个年代和地区最流行的娱乐活动，一个舞厅里可能有几百个人，男男女女身体紧贴，跟着歌曲扭动。歌曲选的都是舞曲片段，中间关灯的环节，大家会开始动手动脚，过一会儿，灯光又突然出现。

还有些区域，灯光昏暗，或者一直都是黑着的，偶尔有亮光扫过，可能会出现点奇怪的画面。

王庆松当时在群艺馆学过国标，但站在那中间还是有点起鸡皮疙瘩，不如同去的朋友如鱼得水。除了偶尔跳舞，他去「砂舞」更像是现在的网红打卡，看看不同的新店门票有没有涨价，在卖什么新饮料，去跳舞的女孩又是哪种类型。

大多数「砂舞」场所如今都被取缔了，偶尔还能找到那么几家。有时候去成都，他会去看一眼。“但一进去，发现我挺老的了，别人都是小孩，我都不太好意思看他们。”

他也去过老年人的「砂舞」场所，自己又变成里面最年轻的一个。跳舞的女人他估摸着至少都有 40 岁以上，有的只穿着内衣。

“原来想过要不要拍一个这种东西，后来觉得拍不了了。你说它可能也不是色情，但里面确实会有些交易。”王庆松说。

他本人对肢体亲密接触是有些反感的。曾经有个关系不错的法国朋友，见到王庆松就激动地大喊：你太帅了！（王庆松说：怎么可能）接着会扑上来，逮到脑袋哪里都亲。“恨不得就亲嘴了。”王庆松说，“我不喜欢，受不了。”

但在各式的发廊、澡堂、按摩店……这些总是透着些暧昧和艳俗的场所，他又都有过不同的体验：纽约的同性按摩店，他觉得是他感受最好的一次，会推荐给妻子。韩国 KTV 里的小姐，他敬而远之，又非常好奇朋友说她们的胸部都是假体是否属实。
“可以接受的事，我都想去看一眼。”他说。

现场小记：

采访当天，王庆松直言自己前一天痛风还吃了海鲜，有些不适。坐在沙发上休息的间隙，他说这都是小问题，自己之前得过禽流感，高烧到 40 度，差点没挺过去；还有戊肝，医生问他是不是去了非洲，或者吃了垃圾，怎么能感染这么罕见的病。

他大概是将这些被动接受的痛苦也看作人生的难得体验，讲述时竟有点「活着就是赚到」的兴奋感。可以接受的事，对他来说太多了，他完全没有大众对艺术家刻板印象中的「不接地气」，会从任何微小的角落里获取信息。他的助理抱怨跟他一起看「乐队的夏天」会失去很多乐趣，因为他总是能以自己的理解，从某个并不高高在上的视角去评价每一支乐队，且一针见血。

能够看破，偶尔说破，王庆松仍能真诚面对观察到的一切细枝末节。也许这些碎片只会成为他「压缩饼干」般的摄影作品中不被人注意的小点，但对他而言，来过，看过，感受过，就真的是在人生中「赚到了」吧。

文_yini｜图_王庆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