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与设计师、从业者的对话,我们在casa talks栏目讨论对设计更深层次的思考。这次,我们找到了Qeelin珠宝的创始人Dennis Chan。身为华裔设计师,如何在多国文化融合的经历与时代背景下,找到中国设计的表达?在这篇文章里,Dennis和我们分享了他一路走来对身份认同的思考,以及他眼中的Chinese Modern Design。
口述 / Dennis Chan
Qeelin珠宝创始人&创意总监
Dennis Chan自小在香港长大,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毕业后去伦敦工作,后来回到香港进入Ken K. Shimasaki先生的设计事务所,随后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咨询公司Longford。中、英、日多重文化的碰撞,引发了他对自己身份认同和文化根源的思考。2004年他创立了Qeelin珠宝,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,表达中国现代设计的魅力。
与Dennis聊天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,他的设计与他的语言一样,基于理性,却同时展现出愉悦的情绪。采访时他语言清晰、乐于分享,许多与设计相关的思考都被化解为生动而快乐的经历。
七八十年代
香港没什么人了解
“中国文化”和“设计”
我出生在油麻地,那个时候香港还是殖民地时期。受西方文化的影响,当时的香港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都是很皮毛的、生活表面化的东西,像是饮茶、打麻将、吃海鲜,还有一些传统庙宇。我家附近榕树头那,就有个天后庙。更深层一点的,比如中国的地理,我们就不太了解。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,我去过很多地方,连北极都去了,但我都没有去过中国大陆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在油麻地天后庙附近有着许多寺庙,人们会聚集在天后庙后的广场“榕树头”闲聊、看戏;如今榕树头已经改为油麻地社区中心休憩花园
在Dennis的记忆里,天后庙边上有很多小吃,晚上还可以购物。直到现在,油麻地庙街夜市还是十分热闹繁华
我的成长环境还挺有趣的。我家族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医生,不然就是从事教育工作。我可能是家族里唯一一个有艺术细胞的人了。 初中开始,我就对画画、摄影很感兴趣。初二的时候我成为学校Art Club的主席,后来代表学校参加了很多比赛,拿了很多奖。 那个时候,我的一个Uncle就建议我大学去念设计。
说真的,当时没什么人知道“设计”这个东西,多数人觉得“设计就是画画”,或者以为“设计等同于室内设计”。所以当我高中毕业和家里人说要去学设计的时候,没人觉得是好事,都和我说:“去画画一定不能赚钱的。”但我的Uncle是香港工业总会的会长,他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发展,所以非常支持我。
从香港到伦敦
我一直有颗中国心
在那个很多人以为“设计就是画画”的八十年代的香港,我真的很幸运。考上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学院后,我还去Uncle的玩具设计公司打暑期工,让我更加了解了整个行业的运作。那次实习我就像是突然“找到了自己”,在老师眼里和开了窍一样,不仅拿到了“星级学生”的荣誉,毕业时还拿到了奖学金。
大学的时候做了两个Project都和中国饮食文化有关,一个是改善香港饮茶的点心车。我觉得那时候的饮茶不够elegent,所以就自己去探访了很多高级的日料餐厅,观察他们上菜的方式,把西方的东西融合在中式的点心车里,用竹子设计了一个点心车。
大学毕业Project我做了一个中国的Banquet System,一个非常现代的饮宴系统。 因为以前去饮宴,一盘菜上来每个人都一拥而上,有点乱七八糟。我就想了一个系统,让菜品从厨房到上桌更加系统化。还从宋朝的餐具获得启发,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器具。
说真的,根本没人想到我会做这些,我的同学都是做那些高科技、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,但我觉得研究这些中国文化还挺有趣的。
毕业后我拿着奖学金去英国设计公司工作。我会花大概6港币的价格去买中文报纸,很珍惜地把报纸上的每个字都念完了——这个价格在当时不便宜。
一个人在异国他乡,反而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喜欢。这大概是因为平常生活在那个氛围当中时,每天都能看到什么庙啊什么中文啊,就不会觉得特别,但是在国外就会意识到其实非常有意思。
在英国那段时间种族歧视还挺严重的,我的方圆几十公里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。偶尔周末我约同学去稍远的地方看展,看到我是中国人酒店也不让住,在路上有时还会被推撞、勒索,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,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要做一些值得自豪的东西,要自强。
世界各地都走过
直到在敦煌被深深撼动
1980年,Ken K. Shimasaki先生邀请我加入他的设计咨询公司,于是我回到香港。 Ken K. Shimasaki先生被称为香港工业设计教父,也是我很敬仰的老师,他非常看重我,也非常乐意锻炼我。我刚上班三个月,他就派我去日本三洋电器开会,对面坐了9个日本人,我一个人要把我们的设计Present出来,我才上班3个月而已啊。
因为日式企业比较严肃,Dennis学着老师穿西装工作,维持这样的穿着习惯10多年,Dennis打趣说:自己穿得像一个银行家。
但我在那真的学到很多。那时候客户有德国的、日本的、台湾的,我经常满世界到处跑,拓宽眼界的同时,也感受到不同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传承。日本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就做得非常好,京都到现在都还保留着最好的唐代木建筑,还有日本的设计师,我很喜欢的三宅一生就会把传统的东西现代化,再加入到自己的品牌之中。
这些经历的积累,让我意识到要自己去“闯一闯”,做点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在Ken K Shimasaki先生公司工作了九年之后,1989年,我成立了自己的设计顾问公司Longford。
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工厂,几乎都在做OEM(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),帮国外代工产品,没有人做原创,我可能是第一批自己跑出来做产品设计、做自己品牌的设计师。 Longford收获了很多荣誉,参加过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英国等地的展览,也推出了timestone、Living Gear等品牌。
但我觉得还不够。 我很喜欢去巴黎中心的Place Vendome,那里聚集了世界顶级珠宝品牌的门店。timestone、Living Gear固然好,但没有专门店,没有那个庙宇可以给人崇拜。
这激发了我做高端品牌的想法,而且我想做长久的、可以传世的东西,中国文化里,首饰能够世代相传,很符合华人的个性。 做珠宝品牌这个想法在我心中落地发芽。
可是做什么样的珠宝?1997年我在敦煌找到了答案。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,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,在敦煌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特色,也可以感受到西方的文化。
最令我震撼的是壁画。比如说供养人画像,它包含了许多家族的群像,并且把精美的珠宝、服饰等细节都描绘了出来。在没有相机的时代,它反映了当时社会最真实的状态,并以这种方式传承千年,真的太令人感动了。 我希望这些传承下来的Chinese Spirit,可以透过现代设计重新表达出来,并把它延续下去。Qeelin品牌的诞生便来源于此。
做现代中国设计
就像是在走钢丝
最重要的是Balance
Qeelin筹备了整整七年。用现代设计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容易的事,尤其是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。
千禧年之初,市面上根本没有做现代中国设计的珠宝品牌,很多都是很传统的,甚至是仿古的东西。但我希望可以做一个Modern Chinese的东西,每个年代都有一个文化的表达,我们应该与时俱进。我不希望五百年后的国人说到现代设计,结果还是在做明清时期的东西。
2004年Qeelin于法国巴黎正式创立,并推出以葫芦为原型的Wulu系列,演员张曼玉佩戴Wulu耳环亮相同年戛纳电影节,让Qeelin为全球所知。
在读香港理工大学时,我有一个德国老师。受到他教导的包豪斯风格影响,我的设计加入了简约的理念,追求中国文化和现代感并重。 之前为台湾设计的公共电话亭,我就做了一个“中国包豪斯”风格,中国红配上简单线条,顶部是中国传统屋顶的形状,做出一个有Chinese Architecture的电话亭。 做Qeelin珠宝也是这样。很多珠宝都是追求繁复的华丽,但我抛弃了那些,只选择简单的线条。
在1992年台湾电信总局主办的公用电话亭国际设计竞赛,Dennis设计的电话亭因其复古明式建筑元素、人性化简洁空间,从16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,至今仍在台湾街头可见。
但如果简约过了头,就传达不了中国文化。
为此我去了中国很多地方:故宫博物院、福建土楼、佛山香炉、各地的名山和博物馆等等。在不同的游历当中,我获得更多的启发,并且不断尝试,才慢慢有了今天的Qeelin。当然中国五千年文化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全盘接收的,我也一直在学习。
现代中国就好像当代的“文艺复兴”,很多人想要传承文化,但总是缺少现代的charm。与此同时,有些人加入了现代的东西,却让人理解不了中国特色。所以我常说做我们这个东西好像走钢丝,要保持平衡。拿捏好中国文化和现代设计的平衡,是最重要的。
如果一定要对年轻的中国设计师说点什么,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“认识自己”。知道自己的长处,把它发挥。不需要有包袱,不应该被什么历史文化包着。
最近十年的中国变化真的太大了,通过网络年轻设计师什么样的讯息都可以看到,不同的冲击下会有不同的设计和表达方法、销售模式。所以我们百花齐放,做一些让自己开心让人家开心的事情就好了。
策划:subfictions
撰文:Natsu
图片来源:受访人、网络